医患矛盾、以药养医,铁板一块的公立医院体制,正在催生一批以80后为代表的医生逃离潮。
杨贵明就是其中一个,2016年,他下定决心逃离体制内稳定的医生工作,出来社会重新转行打拼已经6年有余。
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杨贵明说相比之前在医院工作的10年,他更喜欢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虽然现在的他也不是大富大贵,但这就是他要的生活,平凡而知足。他有时候甚至自嘲,自己就是一个“医学逃兵”。
谈及最近发生辽宁中医院的“伤医事件”,杨贵明摇了摇头,叹息说道:现在的医生真的太难了,和自己当初的处境一样。
杨贵明在广州念了5年大学,读的是中医临床专业。毕业前的他雄心壮志,准备学有所成后在大城市大干一番事业。
没想到一毕业就失业,大城市的医院根本就容纳不下他,关系找不到,最后连工作也找不到。
失望至极的他迫于无奈,选择到了粤西一家比较穷的县城中医院,当上了一名骨科医生。因为毕业后的学生很少会愿意来到这里,杨贵明的学历让他成了这里香喷喷的高材生。
但这里,正是杨贵明艰苦岁月的开始BOB全站。一开始在急诊科值班,便需要保持紧张的神经,有时候晚上刚睡下就听到急诊电话,有时候整个晚上都没有一个安稳觉。
日夜颠倒的没有规律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让杨贵明感觉自己的身体吃不消,第一个月便让他瘦了近10斤。
好在在他的努力坚持下,他终于熬过了第一年。第二年,他转到骨科,开始在科室主任的带领下接待病人、开药、写医嘱。
在医院从事医师工作4年后,杨贵明考取了主治医师资格证书,可以开始独立接诊病人。但是,那几年的从医经历已经让杨贵明的内心悄悄发生了变化。
杨贵明后来回忆说,骨科医生的工作就是在刀尖上耍舞。每次进手术室,都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那些年做过的手术已经让他麻木了。
而最让他不安的还是和病患的关系。因为地处偏僻的县城,这里治安不是很理想,经常会发生持刀伤人的病例。特别是他所在的骨科,见到诸多的骨伤大部分都是因为相互斗殴引起的。
一方面因为当地人的野蛮性格,另一方面加上自己的语言不通,杨贵明在接待他们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十分谨慎,生怕说错话惹祸上身。
那些年他一直都是小心翼翼,但是祸要来怎么也挡不住。当年晚上值班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提着匕首前来要求看病的患者。好在有本地的同事出手相助,才没酿成大的事故。
自从那次之后,杨贵明的心态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在工作的那些年,他对自己的收入低十分的不满意。
但是这也不是没有缘由的,作为一个小县城的中医院,医院和科室的创收能力有限,因此他们的奖金收入也有限。
而且,在待遇方面,基层医院与省市级大医院确实没法比。一些和杨贵明毕业的同班学生,他们有条件进入省市级大医院的,在收入层级上已经超越了杨贵明太多。这也是杨贵明心理负担的一部分。
还有一方面就是县城医院的工作条件过于艰苦。杨贵明虽然年龄没到30岁,但是头发已经白了一片又一片。对于他来说,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已经令他的身体开始吃不消,这一点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还有一点就是“非典”后遗症。在2003年的“非典”中,虽然他不是主力军,但他学校的一些老师或教授参加了那场不见硝烟的战役。有一些教授在授课时回忆起那场战役,说着说着便在讲座上痛哭了起来。
杨贵明忘不了那个场景,他甚至害怕以后会再遇上这样的场景。他不敢想象,如果当初让他上“非典”战场,自己会不会有运气活下来。
收入、工作压力还有心理压力,所有的顾虑凝固在他的脑海里,他终于有一天忍受不了,终于下定决心辞职离开了医院。
转行后的他来到了大城市,从事了陌生的行业,一切从头再来。但是杨贵明没有之前在医院上班时的煎熬和不安,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已经没在医护体制里面的杨贵明甚至有点小庆幸,不用拿自己的命去拼,他已经活得真的很自在。
杨贵明说,当时和他一起到小县城里从医的同学中,现在已经走得一个不剩。有的转了行,有的找关系转了其他医院。
在杨贵明看来,乡镇医院或是社区医院,不仅医疗条件差,技能培训不够,职称晋升的机会也会非常少,这显然不符合正常人不断进步的愿望。
事实也是如此,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成长通道狭窄、教育模式脱节等现实因素,直接导致“白衣天使”们不愿下基层。
从一开始选择在乡镇医院工作的话,可能会一辈子呆在乡镇,上升通道不畅,去了就是坑自己一辈子,除非像杨贵明一样中途转行,等同浪费了十年的青春。
一个家庭费尽所有努力培养出来的医学生,最终只能够选择回小县城当一个小医生,谁能够坦然接受这样的结果呢?
而且,当下医患关系紧张BOB全站,矛盾突出还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对于病患或病患家属拉横幅、打医生、摆花圈等情况,杨贵明说自己看得太多了,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对于这次的“辽宁伤医事件”,杨贵明说医院偶发一件这样的事情真的不足为奇,现实的医患关系真的难以预料。如果今天让他再去选择一次,他还是会选择逃离医护体制,他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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