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总是在意识里的，你也许不会在这时感到不安或害怕，你也许对医生和护士抱有信心，并且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在情绪层面里，你身体对这种不确定性做出了反应半岛彩票。

　　“我想，医疗创伤应激障碍（Medical PTSD）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纯粹的外界创伤毫无关系。潜藏的危害在身体之内，我们无力逃脱它的魔爪。”

　　萨默爱什（Summer Ash）从她2012年心脏手术醒来后第一件记住的事是“烦死了”。她告诉Inverse期刊，胸腔内灼热的痛是她36年来从未体验过的疼痛。她们并未开到足够的镇痛药，因为她的医生晚上回家了，并且护士没办法增加剂量。爱什回忆道护士让她斜倚着，但这极度拉伤了她的伤口。加剧这场地狱般的疼痛是孤寂感：探视时间已过，爱什清醒地度过了那一夜的害怕与孤独。这太过痛苦以至于爱什此次经历后患上医疗创伤应激障碍（Medical PTSD）——尽管她在术后两年才确诊。

　　她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那些经历过大手术、在重症监护室待过，或者经历过严重住院治疗的人患上PTSD的比例高达普通人口的五倍。和爱什一样，我在手术后几年才正式确诊为创伤性应激障碍。

　　这是我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医疗PTSD是真实的，并且我曾经历过。2006年，我因为胃疼送进医院，紧接着经历了两场紧急手术。第一场中，医生切除了我大肠中的一小部分。第一场手术导致的并发症是败血症；我浸泡在冰里以降温，同时紧急送往第二场手术。我在医院花了近一月的时间。此后，医疗环境中的每一次互动对我来说都是情感上甚至是身体上无法承受的。

　　身为精神病学医师以及创伤专家，戴维斯赖斯（Davis Reiss）告诉Inverse杂志社，创伤是外部事件的结果——路旁的一颗炸弹、一次、一场自然灾害——这种对创伤的认知是常见的，因为过去人们就是这样定义它的。“之前的定义是你要么直接暴露，要么观察到一场危机生命的事情或创伤”，他说，“但当你真正仔细思考创伤的过程，它是所有激发起人们‘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自主反应的一切事物。”

　　当一个人认为他们或者其他人处在危险中时，“战斗或逃跑”反应会被激活，作为反应，荷尔蒙激增——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并且减缓其他常规生理过程，比如消化。这是一种与进化紧密相关的过程，以助我们面临危机时逃跑或直面危机。PTSD会在危机经历已过，但身体还持续在战斗或逃跑状态，并且以高度敏感的方式呈现出来。

　　阿肯色医学科学大学物理创伤康复副主任、临床心理学家萨沙·麦克班（Sacha McBain）告诉Inverse，在医疗创伤应激障碍中，创伤经历是医疗事件。“我认为医疗PTSD独特之处就是它不同于纯粹由外界引起的创伤”她解释道，“危害来自于体内，我们无法脱离它的魔抓。”“尽管创伤显然来自医疗过程、手术、住院，但这些经历的核心是源于自己的身体，” 西北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兼助理教授蒂芙尼·塔夫脱 (Tiffany Taft) 告诉 Inverse，并对比其他类型的创伤。“当战争结束，罪行终止。如果我在芝加哥被侵犯了，我可以离开让我感到不安的地方，这会给我一种对环境的掌控感。”

　　塔夫脱——患有克罗恩病——谈到她的许多患者都与炎症性肠病引起的PTSD共存着。“像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的慢性疾病，它似有自己的思想，”她说道。“所以这类疾病患者感觉他们时刻都会回到医院或急诊室。他们无法逃脱。”“医疗创伤性应激障碍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它作用于医疗体系自身之中，”麦克班追加道。“所以这是个人内部的事——那些发生在你个人身上的事——但它也是人际相关的，它发生在个体关系、结构和系统背景下。”

　　尽管许多医疗事件可以导致医疗创伤应激障碍，但研究显示一些场景会更可能导致PTSD。与PTSD紧密相关的医疗场景包括侵入性手术、心脏病、重症监护室、流产、生产、癌症、炎症性肠病、艾滋病和Covid-19新冠病毒。但发展出医疗PTSD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创伤经历的前史。

　　“就前创伤风险而言，我们知道有预先存在的创伤史是医疗事件后发展为 PTSD 的重要风险因素，”麦克班说道。“那些被边缘化或者被压迫的或者被种族歧视的人的风险明显增加。”

　　另一个患者的风险因素是缺乏明确传达的信息以及医患之间的信任。爱什提到她的心脏外科医生对她的恢复情况给予不切实际的期望。“他说：‘你还年轻，你会恢复如初的。’他让我觉得如果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每一天恢复的都会比前一天更好，”她解释着。“但事与愿违。”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长还有医疗费也可以诱发医疗创伤应激反应。

　　米米·卡布拉尔-马丁 （Mimi Cabral-Martin）在她21岁时出了一场几乎丧命的车祸。车祸的冲击力导致她肠子裂开，医生不得不切除部分肠子。尽管她七年前在医院的经历是如此痛苦，但在此后的几年里，得到适当的医疗护理--并且得到了赔偿--进一步导致了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入院后与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斗争很激烈，”身为黑人的卡布拉尔-马丁告诉Inverse。“我仍然与医疗保险作斗争。”比如，她说，获得员工赔偿之路也如此艰难。

　　她说：“因公司医生宣称的‘无法恢复’的病而被拒绝提供工伤赔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自那次车祸后，我忍受着长期颈椎与后背的痛、消化系统问题、下背僵硬、颈椎活动范围受限以及脊柱的早期关节炎等等。把衣服掀到肚子上，把伤疤展示给医生与专业人士，帮我“证明”其严重性，但让我做到如此地步才能被严肃对待，这是不太合理的。

　　研究反复证明了在医疗过程中，黑人患者的疼痛是长期被忽视的。举个例子，2015年的调查发现比起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患者因急性腹痛而获得止痛药的概率比白人低22%。所有种族的女性面临着相似的困境：2008年的研究发现因急性腹痛而进入急诊室问诊的女性比男性平均要多等16分钟才能得到止痛。

　　所有的场景可以导致医疗创伤应激障碍。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肺部科学和危重病学教授蒂姆-阿马斯（Tim Amass）告诉Inverse杂志，患者家属也易发展出医疗PTSD。去年4月，阿马斯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里，重症监护室里患者家属PTSD的概率比疫情前多了一倍。女性以及西班牙裔家庭成员的PTSD发生率最高。

　　他追加道，这不仅仅限于疫情。“无论是否有疫情，那些从事多份工作的人、单亲家庭、或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无法突然出现在重症监护室。”他解释道。“并且研究表明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更有可能因此而患上PTSD。”对创伤专家赖斯来说，有重症的患者家属会出现PTSD是合理的。他说：“在重症监护室里或者其他医疗情况中，你仍会有一种无助与恐惧感，尽管你并非患者。”

　　我出院后的几个月里，我出现在不同医生的问诊室中，进行过敏原测试，然后突然泪流满面，身体无法停止颤抖。我的反应让我深受困扰，但根据赖斯的说法，这事实上是PTSD的反应。“情感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总是在意识里的，你也许不会在这时感到不安或害怕，你也许对医生和护士抱有信心，并且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在情绪层面里，你身体对这种不确定性做出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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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你会解离——即你身体所做的和你大脑经历的东西并不一致，”他说。“这是战斗或逃避反应的一部分：抛弃情感，只注重于生存下去。”除身体上的感觉外，医疗保健环境——如医院和医生的问诊室——可能会对患有医疗创伤应激障碍的患者产生巨大的刺激。卡布拉尔-马丁对去医院看望爱人犹豫不决，即使在疫情前简单地看到这些场景都会使她痛哭流涕。

　　“这就像是我把所有医疗场景都与最坏的情景和近死的经历联系在了一起。”她说。她说：“有一次，我最好的朋友从医院给我打电话过来，然后我在背景中看到了点滴和心脏监测仪，我经历了一场小型的惊恐发作。在他解释一切都会变好以及他人感觉不错之前——我身体真的感觉很沉重，我的胸腔紧缩……我心跳飞速，并且我的伤口真正地刺痛起来。”

　　但即使跳脱出医疗背景外，气味和感官刺激都会极大激发PTSD症状。西北大学的塔夫脱与她的病人谈道：“大多数时候，人们会说‘我都没有想过我的住院经历；我甚至都没在医院里。然后我会问，‘你闻到了什么？消毒水？酒精湿巾？就是这样。”她讲到，气味尤其能唤起情绪，因为嗅球很靠近杏仁核与海马体，大脑中的这两部分与情感和记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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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认为，对患有医疗PTSD的人来说，避开医疗或者对其尤其警惕是很常见的。塔夫脱说：“他们会等到最后一分钟才与医生见面。他们不会报道任何症状或者后续情况，因为他们很怕诊断出什么。”她说，这是很危险的。“他们不想再经历一场创伤性的手续或者住院治疗，所以他们逃避，躲避，再躲避。”她解释道。“然后，到最后病情真的很严重时，他们才现身，并且这就像是自证预言；如果他们及时治疗，病情就不会如此严重了。”

　　有些人有截然相反的反应。“另一面是，人们对此感到极度焦虑，以至于他们多次问诊，”塔夫脱解释着。“一些人一周内五次到急诊室问诊，因为他们害怕病情会变严重，并最终回到医院。”其他PTSD众所周知的症状——比如高度警惕、对噪音极为敏感、疲劳、失眠且易怒——在医疗应激障碍中也会出现。

　　爱什就体验过很多症状。“我感觉时时刻刻都是极度警惕的，很累人，”她说，“这也让我感到暴躁，并且对噪音有极大反应。如果任何让我措手不及的东西，比如货车鸣笛声或者很吵的贝斯乐，对我来讲都太过了。”“我大脑无法告诉我什么是有危险的，什么不是。”她解释着。此外，和PTSD其他亚型一样，人们应对创伤的办法是药物和酒精滥用。一项2018年关于医疗创伤应激障碍幸存者的研究发现，在创伤经历后一年里，45%的幸存者达到了PTSD的标准，且26%的人报道有“酗酒”的经历。

　　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阿马斯希望疫情可以帮助医生意识到在医疗事故发生后什么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无论他们面对的是病人还是病人的爱人。“如果你是患者的爱人，并且医生或护士告诉你：‘嘿，这是我的邮箱地址，发一张家庭合照给我吧，我会把它放在患者的床上’你会想着‘好耶，我可以信任这个人因为他们关心患者。这是第一部分。”他说。

　　医疗专业人员需要做的第二部分是去理解那些经历了重症的人——以及他们的爱人——会发展出PTSD。阿马斯解释说：“作为医生，如果你发现面前的人得过新冠或者住过ICU或者他们爱人有此经验，你真的应该注意他们的精神健康。”医疗PTSD无法完全地消除掉：一些手术和医疗问题本身就具有创伤性。

　　举个例子，在塔夫脱对患有炎性肠道疾病的病人研究中，患者绝对最有创伤性的经历是使用胃管，这通常是出现在肠梗阻和其他胃部疾病时使用的。塔夫脱实验里的患者把胃管形容为“折磨”，因它们使移动或说话变得非常痛苦（我插了两个星期的管子，结果得了褥疮。如噩梦一般，但却挽救了我的生命）。

　　尽管拯救生命的程序也有可能造成其他伤害，但Inverse杂志社采访的专家都不认为医生和护士广泛意识到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有多么真实和普遍。“需要对医护人员教育这些最简单的东西。”塔夫脱说。“鼓励他们不仅仅询问患者的生理健康，但也要询问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问患者是否需要有人陪伴并且交谈。”

　　“如果不想回答，那就花一分钟时间说‘好吧，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很让人害怕。你需要更多的解释吗？’这个过程不需要像20分钟心理咨询一样，”她追加道。“我认为很多时候他们担心着他们的时间规划，并且想着‘我才不想花20分钟单纯谈感受’所以他们就忽视它。但这不是好办法。”阿马斯认为调整探望时间，让患者和他们的爱人有更多相处时间，也会缓解治疗带来的PTSD，因为这会使他们的爱人感到更多的参与感，并且减少病人的孤独感半岛彩票。

　　爱什提到了很多其他方面，她的心脏手术和随后的PTSD使她成为更有同情心的人。“我对那些让我烦心伤感的事情的阈值变高了。我感觉我的耐受性也提高了，或者说，我能更好地甩脱它们。但我无法对现在拥有这些品质表示任何感激，因为得到它们的过程如此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