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涉及供体、受体、双方亲属及社会等多种利益的交叉和冲突，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的最大化，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必要的。

　　安徽蚌埠怀远县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石某，持斧将其母李萍和其弟石祥林一家三口砍伤，四人均被送往怀远县人民医院救治。 伤情最严重的53岁的李萍在ICU第五天的时候，处于脑死亡状态，自主呼吸消失，生命垂危。 医生杨素勋就与石祥林及他妹妹沟通说，你母亲不行了，如果捐献器官的线万。见此，石祥林及他妹妹同意了杨医生的建议，放弃救治，并同意器官捐赠。在器官摘取的前一天，李萍的丈夫和女儿在一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随后，天津和北京的两家医院分别接受了李萍肝脏和肾脏器官的捐赠。 由于当时石祥林自己也在住院，一家治疗事宜主要是他的一个堂兄在操持。BOB全站出院后才得知20万元的器官捐赠补助款却打到了堂兄的账户上，他一下子疑惑了起来。于是，向杨医生询问母亲器官捐献的手续资料及一些情况。 杨医生通过微信发给了他父亲、妹妹在医院签字的照片和转账记录，以及一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就是这张登记表，引起了石祥林的更大怀疑。因为那张登记表上面的登记单位和编号均是空白，也未盖印章。石祥林隐约觉得母亲的器官捐献有隐情。于是他到北京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得知红会并不知情，也没参与。也就是说他母亲器官捐赠并非通过正常渠道进行。 他回到安徽怀远，询问当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对方亦表示，捐献器官都是无偿的，不可能补偿几十万元。 于是，疑窦重重的石详林，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反映了此事，相关部门派员到怀远县人民医院调查。在这期间，杨医生通过中间人给他46万元“封口费”，但这46万没能封住他的口，他更坚信这之间有巨大猫腻，否则怎么会给他46万巨额“封口费”？于是，石详林当天就向调查组人员如实说明了此事。 并且，石祥林还向进驻安徽蚌埠的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第二小组工作人员，反映了这一情况。很快，警方立案侦查，抓了6名医生。其中一名就是杨素勋，其他5人均是南京医院的医生。6名医生均以“涉嫌侮辱尸体罪”被批捕。

　　我国目前每年约有30多万患者急需，但每年手术仅为1万余例。所以，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极其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 而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BOB全站，掌握了捐献者的资源，移植医院都希望能从红会优先获取这项资源。 在这项资源争夺战中，甚至曾经发生过在某些地方红会居然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而医院却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的乌龙事情发生。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这没有被强制使用有关，使得器官资源在系统外流动的情况反复发生。 至于器官捐献到底能不能给予捐献家属适当的经济救助？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给出过答案，最早开展了这一方面的试点。 多年以前，深圳红会就聘请器官协调员，平日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并和有潜在捐赠意愿的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包括经济救助。 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地区，90%捐献者的家庭面临生活困难问题。捐献者在生病治疗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笔医疗费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承受起来都比较困难，甚至因病致贫。 深圳红会早在2004年就设立了一个针对住院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从这部分资金里拿出一部分，以及移植医院的捐款，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用于器官捐献者的医疗救助。 为什么要移植医院捐赠，是因为红会认为，受益最大的是移植医院，因为移植费用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等，医院应该从患者的手术费等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 但不管哪种对于捐献者身后的救助或补偿，都不能医生或医院单反方面完成，必须有红会做第三方见证和监督，这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中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之所以强制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目的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所以让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职能，是法律对捐献者撑开的一个保护伞。

　　这六名医生之所以获罪，就是绕开了红会，私下进行。这一点，值得我们所有医生警醒！任泽平，那个拿千万年薪的人，之前最喜欢说的一句话BOB全站，文经我手无差错，事经我办请放心。作为医生，还是要有敬畏心，小心翼翼地生活吧！你以为你可以逃出因果律，其实没有人可以逃出去的。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也成为了的发展瓶颈。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尚未形成完善的从人体器官捐献到法律法规、强有力而且规范的运行机制和工作体系。 尤其是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停止死囚器官捐献后，人体器官来源只能采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 而在人体器官紧缺的情况下，为防止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我国曾经寄希望研发计算机自动器官分配系统，做到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期望改变领域背后，被公众质疑的“有权有钱才能获得器官”的潜规则。但遗憾的是，投入运行后，并没发挥人们所预想的作用。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

　　在器官源稀缺的当下，由于分配环节上存在人为干预，就容易产生灰色的利益交换，BOB全站而事实上，相关乱象的确时有暴雷。 曾经，有一个案例就引起了包括法学界和医学界在内的全社会热议与争鸣。

　　1999年，北京某医院的某医生第二天要给一位患者做角膜移植手术，却发现供体已经损坏。如果不紧急手术，第二天患者就会永久失明。于是紧急情况下，迫不得已，这位医生未经一位死者家属同意，BOB全站就到太平间擅自摘取了一个死者的双眼眼球，之后给死者装上了假眼。 死者家属在火葬场的化妆师提醒下，才发现死者已经被眼球被摘取了，于是报案。经过公安调查，该医生对摘取死者眼球的实施供认不讳。 该医生随后被公安机关以盗窃和侮辱尸体罪刑事拘留。而公诉机关最后却认为不构成盗窃罪，也不构成侮辱尸体罪，决定不予起诉。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CCTV为此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找了一群身为法学家和眼科医生的人大代表，结果这些人大代表均认为不构成犯罪。 他们认为，医生擅自摘取死者眼角膜并使患者眼睛复明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紧急避险”的规定，故只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即可。而侮辱尸体罪，是指对尸体采用毁坏、玷污等方法加以侮辱的行为。 江淮医学律师团部分法律专业人士也认为，侮辱尸体罪构成的必备要件是侮辱行为，但是器官摘取移植他人并非侮辱行为要件。二者的犯罪构成有些不同，客观上侵犯的法益也不径相同。

　　《聊斋志异》开宗明义第一篇《考城隍》上所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但当今社会，做一个善事，不仅要用心，而且还要遵循法律。纵观安徽怀远这一案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当初自己知情同意权没有得到尊重，另外20万器官捐赠款打在了堂兄的账户上，这就引起了当事人对这一事件产生了质疑和不满，从而进行了投诉与追究。 这件事情的发生，给了我们医学界和法学界一个警示，那就是人体，涉及供体、受体、双方亲属及社会等多种利益的交叉和冲突，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的最大化，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必要的。人性是复杂的。别人对于我们的评价，往往决定于他们是不是受益方，根本不存在客观和公正。作为一个成年人，别轻易用善恶来定义他人。这样你就不会太记恨某些人，也不会吃惊于某些人的突变，更不会陷入某种无所谓的意识评判，烦恼自然也会减少很多。 同时，若发生像安徽怀远这样器官捐赠事件，能不能适用法律上的“紧急避险”，以保护为了挽救他人健康与生命而提供第一器官捐赠信息源的医生？程序正义如何与结果正义完美结合，这一点，才是这起案件背后，最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THE END-